我在溪口见到的蒋介石（宋希濂）
1949年3月22日，我与白崇禧一同乘坐飞机从汉口抵达南京。约在24日上午8时，参谋总长顾祝同邀请我前往他的官邸。我刚踏入会客室，关麟征也随后而至。顾祝同向我们二人说道：“你们前往溪口，拜访总裁。我已致电空军周总司令（周至柔），请求他派遣飞机护送你们。”（然而，究竟是蒋介石亲自致电顾祝同要求我们前往，还是顾祝同自作主张，我一直未能厘清。）
当日的正午，我与关麟征一同乘坐一架空军运输机抵达了杭州笕桥的空军军官学校。学校内已显空旷，遍地散落着遗弃的器材与杂件。我们历经一番周折，方才找到了教育长胡伟克。这位向来性情开朗、谈笑风生的空军上校，此次相见，却毫无往常的兴奋。他直截了当地说：“二位老大哥今日光临，既无实物可供观赏，亦无美食款待，实在深感抱歉！学校奉令迁往台湾，大部分物资已转移完毕。记得1937年秋天，我们被迫迁往西南，当时虽然心怀悲愤，但大家仍怀揣着必回的信念。然而，这次的搬迁却截然不同，大家普遍笼罩在悲观与失望之中，无人再相信有重返故土的一天。”随后，他命炊事兵为我们准备了蛋炒饭。
午后三时左右，我们转乘一架小型运输机，未及一小时便抵达了奉化机场。俞济时亲自前来迎接，我们一同乘坐小车。大约半小时后，我们抵达了溪口，并被安置在武岭小学楼上的一间屋子里。五点左右，蒋经国邀请我们外出散步，我们沿着溪边缓缓前行，交谈甚少。沉重的情绪让我们无心赏景。当晚，我们在蒋经国家中共进晚餐，随意地讨论了一些话题，主要是关于过去三年失败的原因，但对于未来该如何应对，却未能得出任何明确结论。
蒋表示：自黄埔军校创建以来，我们历经二十余年的风雨，虽遭遇重重挫折，却从未有过如此严重的失败。抗战的胜利使得我们的军事力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然而，短短三年间，为何会陷入如此困境？军事上的失败，首要原因在于我军战斗意志的薄弱。一支师团甚至更庞大的军队，一旦被共军包围，往往在几个小时至一天内便被彻底消灭。共军行动敏捷，我军难以锁定其主力进行决战。一旦部队被围，若指挥官勇敢果断，固守待援，本应是歼灭共军的绝佳时机。然而，每次增援部队即将到达，被围部队往往已被共军消耗殆尽，导致我们空手而归，反而让其他部队疲惫不堪，给了共军更多可乘之机。如此一来，共军势力日益壮大，而我军则日渐削弱。抗战期间，日军小股部队据守据点，我军虽以数倍乃至十倍之兵力围攻，却因日军武士道精神而难以攻克。我们过去在统一两广和北伐时期，能以少胜多，靠的是官兵“不贪财”、“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抗战期间，多数部队尚能保持这种精神，英勇奋战。但抗战胜利后，许多部队丧失了这种精神，特别是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接收城市的机遇，贪婪敛财，涉足商业，购置房产，沉迷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导致军队内部离心离德，士气低落。这正是我们军事失败的根本原因。你们现在教育学生、领导部下，首要任务是恢复国民革命军的传统精神，才能肩负起救亡图存的重大使命。
蒋先生续道：共产党及其追随者，以及社会上的某些人士，对我个人及国民政府进行了极尽诽谤与污蔑的攻击。他们诋毁政府横征暴敛，诬指我财富充盈，指责百姓对我痛恨至极。即便如此，党内亦不乏附和之声。共产党的意图，分明是要铲除我们党派，然而，我党同志却未能齐心协力应对，反而相互疏离，此情此景，实令人深感痛心！你们是我的学生，更是与我同历风雨多年的战友，切不可轻信他人对我的诋毁与诬陷。更应如此，面对这些言论，你们应坚决予以反驳。
此次发言，构成了蒋介石与我们交谈的核心内容。他情绪高涨，语气激昂，多次重申这些观点，持续了近半小时之久，以至于我已难以尽数。
蒋介石继而就外交议题发表言论，对美国政府提供的援助力度不足及政策的不稳定性表示不满，认为这些因素对军事、政治以及经济领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最终，蒋介石表示：“去岁（1948年），于党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我曾提出不担任总统一职。此举乃是基于充分的考量，认为此举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作为党的总裁，我得以肩负领导重任，同时又能避免直接担负责任，这对党和个人均有裨益。可以说，此决策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党内同志，尤其是部分资深同志，却坚决反对，力主我出任总统。由此，副总统竞选问题导致党内意见分歧，离心离德，对内对外均造成了严重影响。如今，我已摆脱了国家行政首脑的职位，未来作为总裁，我将能够就重大政策问题发表意见，这样的安排反而更为妥当。”
在那次关键的扩大会议上，我亲历了蒋介石在表达他不愿出任总统的意愿后离席的一幕。首先挺身而出，坚定支持蒋介石上台的，是CC派的潘公展、萧诤等同仁。刘公武随后发言，倡导接受总裁不担任总统的建议，并深入分析了其中的利弊。然而，他的言辞尚未完全表达，便遭到了CC派成员的激烈斥责。戴季陶以资深元老的身份登台，几乎以教训的语气对那些主张“总裁不宜担任总统”的人士进行了驳斥。他强调，从党的历史、当前局势以及党对国家的责任来看，非蒋先生担任总统不可。因此，支持蒋介石上台的派别在会上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最终，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推举张群、吴铁城等五位人士向蒋介石劝进，蒋介石欣然接受，重返政治舞台。由此可见，蒋介石当时提出不担任总统的言论，不过是一种姿态。到了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他愤怒之下，反过来责怪那些曾劝他上台的人。
“若和平谈判无果，共军很可能渡过长江，届时西南地区将变得至关重要。目前湖南境内的部队，在必要时，应考虑撤退至湘西地区。若共军进攻宜昌、沙市，你所指挥的部队应转移到鄂西山区，司令部宜设在恩施，因为那里设有机场。陈明仁的兵团未来可撤退至芷江、沅陵一带。这些部队应由你统一指挥，以稳固川东门户。你回到南京后，可与顾总长、林次长商讨此事，并将我的意见转告陈明仁及湖南的几位军长。”
蒋介石话音落下，起身推开会客室的门，示意门口的警卫即刻去请俞济时。不多时，俞济时便步入了房间。蒋介石嘱托他编纂几本特制的密码本，交由我携往湖南，转交给那里的几位军长。关麟征和我随后向蒋介石告别，与俞济时一同启程下山。大约过了半个时辰，俞济时将三本密码本交到我手中，指定它们要送给第十四军军长张际鹏、第七十一军军长熊新民、第一百军军长蒋当翊。他特别叮嘱我，告知他们今后可直接与总裁取得联系。
上述种种情况，实则皆为蒋介石表面上退隐幕后，实则操控全局的生动实例。
我们搭乘一架专机，在正午时分于奉化机场扬帆起航，抵达上海的时间恰好是下午一点多。在获得飞行员的许可后，我们决定在上海停留一晚，入住金门酒店。当晚，上海市政府秘书长陈良前来探望我们。他曾任职于军政部，担任军需署署长一职，与我们相识已有多年，是挚友中的佼佼者。陈秘书长不仅酒量非凡，更擅长讲笑话，只要他出席聚会，氛围必然欢声笑语，热闹非凡。然而，这一次，我们相见时，他却是唉声叹气，愁容满面：“完了，完了，我们已被
共产党击败，民众之心已彻底离散，国民党的命运似乎即将走到尽头！”
26日午展11时，我们重返南京，一同拜访了顾祝同将军，向他详细汇报了前往溪口与蒋介石会面的经过。在讨论关麟征担任陆军总司令的问题时，顾祝同表示：“这桩事务，鉴于行政院已于二月之初迁往广州，我们尚未及时间将提案提交审议。然而，行政院迁至广州后，孙院长未经与国防部磋商，便径自通过决议，宣布张发奎就任陆军总司令。既然局势已然形成，此刻不宜立即更动，唯有暂时推迟，待机行事。”因此，关麟征的陆军总司令一职直至1949年8月才最终落实。当时，陆军总司令之位虽无实权，然而内部的勾心斗角已如此明显，可见反动派内部的复杂性及矛盾之深。
首先，强化长江防御布局。在萧毅肃汇报长江沿岸兵力部署情况后，会议责成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以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指令各部队严格布防以抵御共军渡江行动。同时，就海军沿江巡逻、空军分区侦察及交通补给等事宜，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我并不反对将驻疆部队东调，但考虑到路途遥远，无论是步行还是乘车，都会十分艰难。我建议由国防部电召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来京进行商讨，待充分研究后再作决定。”李宗仁采纳了张治中的建议，并嘱咐国防部依此执行。（此后，陶峙岳依照张治中的意图，多次拒绝出席在京、穗召开的会议，尽管表面上接受了国防部关于东调驻疆部队的命令，但以需要大量开拔费用为借口，拖延了执行时间。随着局势的发展，特别是甘肃全省的解放，新疆部队于9月间发动起义，投向了人民。）
第三，关于十支美式装备师的分配问题。1948年，蒋介石部署在长江以南地区重新整编150万至200万军队，并在各地设立了众多新兵训练司令部。随着三大战役的战幕拉开，蒋介石焦虑万分，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四处竭力挣扎，以求一线生机。当年10月，蒋介石密令国防部次长兼保密局局长郑介民赴华盛顿洽谈美援。郑介民在美国活动了一个多月，在魏德迈等人的协助下，成功获得了十个师的美式装备（这一点，郑介民于12月回国后亲自向我证实）。这些装备于翌年二三月间陆续抵达上海和台湾等地。在此次会议上，白崇禧提出申请，要求分给他四个师的装备，理由是在广西拥有数个新兵训练处，在武汉也有两个训练处，兵员已基本征足，亟待配备武器，以便展开训练。
顾祝同指出，目前全国新兵训练处众多，普遍请求发放武器，这需要国防部根据实际情况统一分配。白崇禧借此机会发泄不满，抱怨道：“过去的好武器，为何不发给能打的部队，却给了不能打的部队，最终都落入共产党之手。现在局势如此，你还要独断专行吗？”（白崇禧这番话实则针对蒋介石、何应钦等人。）顾祝同不甘示弱，立即进行反驳。双方争执不下，言辞激烈，情绪越发激动，几乎演变成互相辱骂甚至动手的场面。何应钦见状，赶紧劝阻两人停止争吵，并表示将深入研究此事，并向李代总统请示。这场激烈的争论最终得以平息。后来传闻桂系分得了两个师的美械装备。
最终，李宗仁简短地发表了数句激励之词，会议随之落幕。这场时长不过两小时的集会，却暴露出某些人背后高唱和平的虚伪面具，以及反动派内部相互倾轧的丑恶嘴脸。
“国民党历经二十载积攒的百万精锐，如今几乎尽丧于共产党之手。时局至此，竟无回天之力。共产党所提和谈条款，实则要求我们屈服，哪里还有和谈的可能？自从担任幕僚以来，我鲜有携带枪支，如今我时刻将手枪带在身边，以防万一落入共军手中，唯有以死谢罪。”
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在大革命北伐的烽火岁月，我与他在同一团并肩作战，更曾是棋艺相投的棋友。此次重逢，他不禁感慨万分，对我说道：“老弟啊，抗战胜利后，我们曾拥有如此美好的局面，岂料短短三年，便陷入如此败局，宛如梦幻泡影。”他站在空军总部大楼的台阶上，指着小营附近一片新建的房屋，叹道：“这些都是空军数年来辛勤修建的，有的尚待竣工，如今却要拱手让给共产党居住！”言辞间充满了无尽的唏嘘与感慨。
南京鼓楼至挹江门以北的区域被誉为新住宅区，这里汇聚了成千上万风格迥异的小洋楼，争奇斗艳，美不胜收。其中，除少数为外国使馆所有外，绝大多数曾是国民党政府高官显贵的住所，然而此刻，却已是十室九空。新街口、花牌楼、夫子庙等区域，历来是南京最为繁华热闹的地带，这里曾有大大小小的旅馆、高档餐馆、酒楼、茶楼，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然而，如今却顾客寥寥，门可罗雀。每当傍晚时分，众多店铺纷纷打烊，街道上行人稀少，屈指可数。
目睹这片凄凉的景象，我心中不禁涌起元代诗人萨都拉的词句：“六代繁华，春去矣，再无音信。”我想，或许这已是第七代的轮回。
